写下这个题目，心底再一次抽紧，平时总在憋忍着的眼泪，禁不往一下子涌了上来。这一年来，我一直不敢想，一直不敢信，父亲真的远离我们而去了。家中他的书房、他的卧室，还是他熟悉的那些陈设；厚重的书柜中、宽大的书桌上，他常翻的书、常用的笔，也都一一照原样摆放，生怕他会临时因为找不到什么而着急。
长期以来，我和父亲邓广铭在一起生活，对于他执著于学术的顽强精神、他特立独行的处事原则，应该说体悟较深；但真正加深对于他的理解，还是在他患病住院的这半年中。
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，他不曾有一刻停止对于学术事业的追求。1997年7月中，父亲作了手术。9月里，病情突然恶化，医生采取了紧急措施，供氧、输液、引流，右膊和鼻腔都插上了塑胶管子。即便如此，父亲的精神也没有垮。他说：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。没有精神，活着就没有意义了。”病情危重的时候，父亲魂牵梦系的是他在家中的书房。他告诉我，在他似睡非睡之际，曾看见他那堆积盈室、无处不在的书。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的校样，他坚持要自己看，执意让我给他戴上老花镜、拿着放大镜，把校样举到他的面前。在病床上，为修改讨论《辨奸论》真伪问题的文章，父亲数次托人从医院中带出字条，条上的字迹扭曲叠压，令人读之心酸；他准备再度考辨陈亮文集的版本源流问题，反复思索着剖析问题的路径；他考虑重写宋代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，斟酌着章节次第，甚至逐一排出了工作日程……凡此种种，使我深深地体悟到支撑着父亲的那股精神力量，更加理解了父亲对于大事、小事那种近乎执拗的认真。
以父亲的倔强秉性，他不愿意多想自己的病情，而只想着还有些什么事情要做。随着病情的反复，他的心情愈益焦虑。尽管与人谈话之后总感到头痛恶心，他还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讨论学术问题、交代学术工作的机会。他口授了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函件，安排了《宋朝诸臣奏议》的出版事宜及他本人文集的编辑工作；他谈到新近出版的《辛弃疾诗文笺注》还要修改；他提起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一书有不少注释必需修订，并且几次说：“我现在还不能撒手人间，有这么多问题还都得改。现在呜呼哀哉可怎么行！”
对于身后之事，父亲几乎没有提及；但是，直面未知处境，他也曾认真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。9月25日那天，静静的病房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。父亲对我讲了长长的一段话，沉缓而断断续续的语调中，流露出他的思考、他的信念。那神情、那话语，令人刻骨铭心。
父亲说：“我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，不愿意留下什么遗憾——自己的遗憾、对别人的遗憾和留给社会上的遗憾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些年做的事情就是要端正学风。学术都是不断发展的，我的认识也在进步。……我这个人，既非才子也非庸人，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人。我的‘三十功名’是从‘尘与土’中爬出来的。这几十年来，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，一是因为有大师的指导；二是因为一直处在学术中心；三是因为我所交往、包括‘交战’的，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，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的进步。我九十岁了，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，不管文章写得好坏，都具有战斗性。我都是扎扎实实去做，也许有错误，自己也认错。”
12月下旬，父亲有时已经神智恍惚，说话也相当困难。但凡他清醒之时，他仍然一如往日，惦念着外面的一切，关注着学术界的研究讨论。一天，我刚进屋，他便扭过头来询问什么，我一时没有听清，他便变得愈发急切，说了几次，我才明白，他是在问：“最近报上有什么重要的消息？”过去，他常对人说，他是“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。的确，各类电视节目，他只看新闻联播；家中订阅的多份报纸、期刊，他常要从头条读到末版。以往我们曾经为此与他开玩笑；而在此时，我却喉头哽咽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1998年1月10日，张北强烈地震的那一天，父亲默默地走了。带着他毕生的成就，带着他难以释怀的遗憾，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九十一年的这个世界。
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，父亲在晚年是否曾感到精神深处的孤寂。作为女儿，我从学业到处事，都不曾使他满意。这种愧疚，直到今日仍在啮蚀着我的心。我曾经顾虑，父亲那渴求思想交流甚至交锋、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，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，是否能够得到一向感情深挚的朋友们的理解。
父亲辞世后，来自海内外各地雪片般的唁电、传真、信函、唁文中哀痛诚切的悼念，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。安卧在苍松翠柏、鲜花丛中的父亲，您可曾想到来自八方“高山仰止”、“国失导师”的悼文？您可曾注意到挽联上那“直道挺儒林，矫俗唯凭孤剑勇”的字句？您可曾听到您的几代学生在遗像前痛哭失声？您可曾读到一年来您的老友们追念您的文章？您可相信，您所追求的信念、您所希望执持的原则，会在后辈青年中舒展高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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